拆建洪山广场是一起城市丑闻

　　就在昨天，我通过武汉的媒体，获知了一则让人为之一惊的新闻：因为地铁施工，洪山广场将全部拆除。待我仔细查知，发现了一篇由《楚天都市报》发布的消息，文章的表述称：“9月19日召开的武汉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第一次联席会敲定：将洪山广场全部拆掉，先建地铁站和开发广场下的地下空间，待车站建成后，再恢复一个‘更漂亮的洪山广场’。”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使用了“敲定”这个词，这意味着习惯到洪山广场散步、约会的市民，并没有表达置疑和反对的机会，决策者也无意征询市民的意见，尽管这个广场曾经被政府称之为城市的名片和民心工程，并且这样的大规模拆迁涉及到的是关系民生的公共建筑。　
　　因为地铁施工，是否有必要挖掉这个投以巨资兴建的广场，观察国内其他城市的地铁建设就可知，这并不能够构成拆迁的理由。上海人民广场、广州的公园前等换乘站的建设也并不见两地政府拆掉地面广场的举动，有网友甚至指出朝鲜地铁尚能建在100M以下，武汉为何不可？
　　洪山广场自2000年总体改造完成以来，总占地10.8万平方米，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广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武汉市政府都将其称之为城市的名片和“武汉市十大环境创新工程”。八年间，洪山广场也已发展成武昌人口最为密集、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是毫无疑问的地标。但是，因为“地铁施工的原因”，政府就草率地“敲定”拆除洪山广场的计划，这对于城市行政长官而言，无疑是一个自扇耳光的事情（我注意到行政长官已更换）。
　　作为一个中部特大城市的管理者，城市规划都无法覆盖八个年头，洪山广场应该是一个寿命太短的公共设施，城市规划中的乱团如麻由此可见。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天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改革方案刚获国务院批准，两型社会的全称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洪山广场的拆后重建，无疑会造成财政的极大浪费。尽管武汉市交通规划设计院专家在回答记者问询时表示，“进行综合开发，一方面可以实现地铁站点的商业配套建设，另一方面增设的一层地下停车场也可以解决该区域高楼大厦众多、停车位却不足的问题，更有利于该区域的长久发展。”专家认为这是一笔不折本的计划，政府反能从中盈利——这样的逻辑看似并无问题，但是说服市民却是有难度的。
　　如果依照专家的逻辑，城市的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被拆迁，因为房价的上涨和地下空间的开发，能够保证不亏本，就像政府保证的一样，甚至可以再恢复一个‘更漂亮的洪山广场。但是在武汉人的记忆里，武汉展览馆的炸除、武汉商场的拆掉重建都是让他们无法忘记的惨痛记忆，如今再加上了一个洪山广场。武汉展览馆和武汉商场在资本的进入后盈利并不是难题，因为他们位处闹市，但是一个城市的记忆也被无情地抹去。作为武汉杰出的苏式建筑，武汉展览馆被炸掉后，在解放大道上新建的武汉展览中心是一个无根的建筑，多年以后，在其左侧的武汉商场同样没有逃脱相同的命运，拆迁重建的武汉商场是一栋崭新的玻璃建筑。如果说对城市记忆的保留，对一个城市是一种文化上的期待，那么，重大公共建筑的拆迁缺乏公众参与和表达机制，对民声的有意忽略，对媒体的严厉控制和指挥，同样的事件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就像几年前武汉的主要树梧桐被砍伐一光，对于有火炉之称的武汉，砍树行为简直可以称之为武汉城市史上最愚昧的举动。
　　武汉长期以中部特大城市自居，同时，它面临周边城市的发展也感到紧张和不安，申请到两型社会是这座城市重新崛起过程中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洪山广场拆迁”以及早前的“武大高架桥之争”（所幸因武大的坚决抵制和媒体介入，政府放弃高架计划）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最大丑闻，政府置民愤于不顾，恣意妄为，想拆就拆，想建就建，缺乏起码的责任意识，透明、公开执政的承诺也成为这个城市的谎言。如果洪山广场果真实施拆迁计划，不顾网友之愤激，这个城市将会因为行政不力成为一个丑陋的城市。
　　尽管武汉拥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江河资源和教育资源，但是，一个在建火车站无法文明施工，一个置民愤于不顾，任意拆迁公共建筑，一个大树不断被砍伐的火炉，一个肆意拆迁历史建筑（比如花楼街）的城市，对于任何一个公民而言，这是一个失去吸引力的城市，是一个叫人失望的城市。

收割的是麦子，但是产量如何？

　　张献民是第五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的艺术总监，9月12日，在CIFF举办的最后一天，他为一件事情很生气——有一位来访者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情是寒碜的。
　　尽管在CIFF的开幕式上，张献民在简短的发言中，都没有忘记就活动的简陋向与会者道歉，但是他无法接受那位跑上门来的挑衅者。在CIFF组委会编印的《场刊》中，张献民专门写了一篇名为《CIFF三问》的文章，他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CIFF办了五年还如此寒酸？”
　　在回答部分，张献民首先向志愿者道歉，因为他认为应该向加班的志愿者提供夜宵，但是他没有做到。“我们有过几千块钱的过去，后来涨到几万，当时没有人说我们寒酸，现在几十万了，反而有拿着录音笔只来一天的记者或自以为是的知情人的过客说寒酸。以后的规模可能再扩大到上百万，但寒酸作为原则，我们将一直坚持下去。”
　　CIFF的惯例是不主动邀请媒体，在CIFF活动期间，并不多的几位媒体人员都是主动向供职单位申请并承担自身花费。张献民对那位“拿着录音笔”、“只来一天”的记者的批评，引致记者们的揣测，甚至猜想张献民说的就是自己，因为他们都和张献民接触过，采访的过程也并不愉快，录音笔更是他们常备的工具之一。
　　在张献民看来，记者是一群捕捉新鲜事物、引发争端的、需要提防的群体，CIFF的发起人曹恺甚至认为记者就是一群收红包的家伙。在南京连续举办五届的CIFF，也一直没有能引起本地媒体的关注，这被工作、生活于南京的曹恺认为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当然，张献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影展，不仅是和政治权利的对抗，也是和媒体的对抗。
　　在五年间，独立影展并没有像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他们的展映场地甚至还是像第一届时一样，在大学的课室里进行，位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四个展映场地，分散于南京城内，而南京是一个有着糟糕交通系统的城市，观众观影的难度为之加剧，有时甚至变得无法克服。其中也包括远道而来的评委，因为组委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穿梭巴士。有人笑称，“在南京五日，把看一年电影的力气都花掉了”。依照张献民的说法，他们坚持观众优先的原则，让尽可能多的观众看到影片是首先要实现的，他愿意让嘉宾们“多吃一点苦”。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独立影展，张献民很清楚他们正在大学内部展映的影片并不拥有合法性，尽管他们制作粗糙，影像作者甚至很难找到资金以及演员，但是他们并不比影院的大片导演缺乏思考能力，正因为他们的边缘，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反而也更为清醒，观点也会更为锋利。这是CIFF所期待的，这也给他们带来了风险，同时，高调也会使风险系数再度增加。媒体的力量是什么？它能将CIFF向公众告知，让更多的人知道CIFF并参与其中，媒体的报道过程实际上是加入到了CIFF的培育工作中。但这是张献民、曹恺团队所拒绝的，在闭幕式上，张献民称他所掌握的渠道能够征集到国内80%的独立制作影像成品，媒体对他而言，并不是那么地重要。实际的情形显然又并非如此。
　　在CIFF《场刊》的创刊号中就刊登了王方、卫西谛、董冰峰等人在7月16日的选片人会议纪要，其中王方就提到了“题材的狭窄”问题（以关注中国县城以下一级的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居多）和独立成为标签的倾向（剧情片导演很容易将独立作为一个标签，什么是今天的中国独立影像成为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以独立为声张的CIFF而言，在五年的节点上重新讨论“独立”的定义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卫西谛在接受《场刊》记者黄石采访时就为“独立电影”尝试性地下了一个定义：“我个人觉得真正的‘独立电影’，创作者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表达，不受官方的、主流的、商业的、甚至海外电影节的影响，不迎合，或者完全不迎合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不可能过于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卫西谛认为,“从选送的影片来看，只要是没有被公映的，都算独立电影——至少从这些导演的角度出发，就是如此”。
　　在南京大学田家炳一楼教工之家，来自大连的导演高文东也为此遇到观众的发难，实际上，发难并不仅仅针对高文东。现场放映的是高文东继《西海村》之后的第二部故事长片，该片讲述的是住在美食村的三宝和妓女婷婷的爱情。有一位观众认为看完这个片子以后，他感到失望，因为这和他几年前看到的独立影像作品毫无差别，依然在拍妓女、下岗工人以及城市边缘群体，“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惯性使然，还是你们的懒惰？”——这个问题被高文东视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含糊不明，这实际上也印证了卫西谛的说法，这些导演提交未被公映的影片就被意味着做到了“独立”。
　　作为CIFF的组织者，张献民也没有逃脱同样的置疑，在《CIFF三问》中，张献民就写道：“有人指责今年作品仍然在拍摄妓女和下岗者，从而没有任何新鲜价值，这些指责是否在期待类似新央视大楼的假大空新奇怪？”“只要妓女和下岗者还在以10年前的方式生活和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期待以所谓新的方式拍摄他们？田里收上来的麦子每年都是一样的。”
　　急于辩解的张献民，也许并没有弄清楚置疑者对CIFF的担心，观众的厌倦感并不一定是独立影像作者拍了妓女，而是他们还是在以陈旧的方式拍摄她们，并且误以为关注妓女就瞬间地、轻易地实现了独立的愿望。对于其中的问题，张献民不可能不明白，从这点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批评者兼任组织者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独立”的探讨和标准确定，应该是CIFF在五年前应该完成的工作，但是五年后的今天，它却依然是选片人会议上的核心话题，这只能说明CIFF的不规范和摇摆，或者说他们所选影片不足已完整地呈现出他们对独立的认知和传达。卫西谛就透露了一个细节，剧情片有三位选片人，每人选10部入围，结果9部一致，只有1部有分歧。“我觉得并不是我们三人趣味多么一致，主要是这次选送的影片，水准层次很不分明。”毫无疑问，影片质量的问题成为CIFF的困扰所在，尽管田里收割的还是麦子，但是，2008年显然并不是丰收的一年，从“独立”问题来看，CIFF五年来应该一直都是歉收局面，为什么一直无法丰收？这值得反省。
　　不过，CIFF看上去并不像有着太多的目的和声张，举办的五天，每晚的八点半，在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半坡咖啡馆是CIFF的聚集点，张献民期待看到的是专业的惺惺相惜和文人的相轻并行的局面，CIFF也许就是这个秋天的电影聚会，恰好在南京举行而已——CIFF 和南京的关系似乎并不太大，对于这座举办了五届CIFF的城市，导演们遭遇到了其他城市同样会发生的难堪：“影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只是在南京，提问者正好看完了《另一半》，她希望给出答案的人是导演应亮。（for《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