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个人口味

　　何兆武先生是修思想史的，我的书柜里就躺着几本他的著作，不过大多却难逃被搁置的命运。就像汤姆·拉伯在《嗜书瘾君子》当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买书也是迅速的、紧迫的，但是读书，却总被放到了“明天”。
　　不过，《上学记》却是一个例外。当我拿到这本书后，就没有放下，一口气读完，最近再读一遍，亦是兴味盎然。
　　为什么它能吸引我？我想应在于自己的“懒”。《上学记》是经过口述整理而成，它就如一名老者在自己身边，将旧时之事娓娓道来，里面有故事，有细节，这显然比学术著作更省力好读，更加富有趣味。
　　进一步细究下去，除了文字的洗练和细节的生动外，其实对1921年至1950年的历史的无知与好奇，也牵引着我们的阅读热情。比如在大家热衷谈论的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学生是怎样上课的？闲聊时说什么？老师的做派是怎样的？我们对此在脑海中很难形成画面，即使历史教科书当中有着明晰的历史事件表，但是都是有概念，无内容，而在《上学记》当中，我们可以在主流历史书写之外，获得更多的故事以及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也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这样的描述显然比“自由”等概括性表达更能触动人的记忆。
　　如果说历史的表达以官方和民间两种维度进行划分，《上学记》显然是民间的，它以近乎个人史的形式，介入到历史的书写中，并采用的是最为平实的口述方式，而这应当是《上学记》获得知识界好评的重要一个侧面。
　　正是因为真实历史场景的有待还原，这才折射出一名学人口述的价值。北洋军阀时期给我们的印象是战乱不断，欺压百姓，民不聊生，但是，在何兆武先生口述中，他却注意到它实际上这也是造就自由环境不可忽略的原因：“北洋军阀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先生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也在不厌其烦地叙述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不同，国民党更注重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言必称三民主义，直接的后果就是自由受限。由于西南联大在国民党统治稍加薄弱的昆明，再加上地方军阀的袒护，才使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出现。而在国民党统计区，虽然拥有更有丰富的资源，比如中央大学，在学术水平和国际声誉上就相差甚远。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兆武先生，在这样的对比中，其实有着另外的深意，不过他却只是点破，而不在此耗费过多笔墨。回想起西南联大时期，这是何兆武先生“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他将这样的时光经过口述呈现了出来，无论他的初衷是否在于贡献新的史料，但是作为另外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它已经打破了某些固有的、呆板的陈述，为我们客观的、独立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如果更多的老人参与口述，更多的年轻人坐到他们面前，倾听与记录，我们可以想见，历史的面貌一定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样的历史不仅仅属于胜利者，不再为官方所独占，从而具有清新的、生动的个人气息。

莫谈新闻理想

　　10年前，我和《文学院报》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远房亲戚也说不上。当时，我还在县城里读高中，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一份周报，并隐约有了做记者的念头。
　　到了2001年，我来到了石板头，读了这所学校里的新闻系，直到毕业时，我也没有加入《文学院报》。尽管在毕业前，《文学院报》的啤酒会还是邀请了我，当时我喝得有点保留，没有醉倒。
　　在大学四年里，我很少将新闻理想挂在嘴边，即使如此，我依然被一些同学、朋友称之为一个怀揣着新闻理想的小个子。
　　毕业三年后，当我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还算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新闻系青年。在我现在的语汇列表中，我更倾向于将新闻理想、梦想、激浊扬清、铁肩担道义等剔除掉，我更乐意、更习惯使用的是职业感、专业性和操守等略显平淡的词语。
　　将理想挂在嘴边，总是表现得激情四溢的样子，并不能使得我写出一篇漂亮的稿子，甚至也不能帮助我提出好的问题，他只会让我很昂奋，晚上睡不着觉，或者获得一个“理想青年”的虚名（在更多的时候会得到一个“愤青”的称号）。
　　我不愿意谈理想，我想也和我成长为“社会人”后的羞赧有关系。我并不承认我比正在新闻系就读的学生更缺乏工作的激情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我依然有睡不着觉的夜晚，也有暗自得意的时候，但是动因不再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具野心的梦想，而在于我写了一篇漂亮的稿子。我更在乎是否实现，而并无兴趣去关心我是否处在憧憬、做梦的状态。
　　没有将“做梦无宜”列入教纲，我认为是大学教育的一处“遗憾”。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如果总是怀揣满腔热情，但又写不出好稿，我认为这是一件极丢人的事情。
　　怎样才能写好消息，一篇深度调查该怎样讲故事，访谈中应该怎样提问，采访中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采访到关键人物，这都是扎实的业务技术，这样的技术和一个会组线、懂得如何处理故障的电工没有分别，如果一个电工总是喜欢和他的同事谈论电业梦想，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和迂腐。
　　当然，我个人认为我从事的职业比组线、排除电路故障更有意义，但遗憾的是新闻学院的教材并没有将这个职业的有趣与价值比较清晰明了地表达出来，更要命的是教材甚至都不能教会我们如何使用试电笔——这真是糟糕透顶的新闻教育——尽管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每当我谈起国内新闻学院的教育，我总是习惯性地表现出言辞激烈的样子，我不知道这一点什么时候能够得以改正。(为《文学院报》十周年特刊而写)

采访三记

　　1
　　在长汀采访李西闽。不到两个小时里，李西闽连续摁灭了十一个烟头。他把脚搁在椅子上，以最舒服的姿势，回答着我的提问。李西闽说，他和我聊了这些，晚上一定睡不好了，会做噩梦。
　　长汀是李西闽的故乡，在到达长汀的当晚，一同用晚餐的是李西闽在这座县城里的文友，他们大多任教于当地的高中。
　　人到中年，他们聊起当年创办的南窗语丝文学社，依然是意气风发的样子。我们喝的是啤酒，用的比白酒杯略大的玻璃杯。依当地习俗，先吃饭，再喝酒。我喝得有点晕了，就先回了酒店。当时，饭桌上遇到一位钟姓本家，他问我是否认识钟晓勇。他说，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
　　在长汀，我住的是长汀宾馆主楼后的别墅，房间很大，也很豪华，有大浴缸，可以上网，窗外就是罗汉山。在山脚下，立有瞿秋白纪念碑，是瞿秋白就义处。我给李西闽拍照时，去访了纪念碑，李西闽告诉我，瞿秋白从汀州试院囚房出来后，唱着国际歌，走至该处，说了句：“此处甚好”，便身亡于此。
　　饮食起居都托李西闽的盛情，由他安排，我在酒局上，也见了县城里的多位官员，也见识了他们的生活和作派。在《幸存者》中，李西闽在受困中，想到了自己的亲人、文友和情人，这后来成了酒局上的段子。“海风把你的裙子越吹越短，阳光把我们的身影越拖越长”，是某位领导最喜欢念的句子，每次念完，哄堂一笑。
　　在饭局上，李西闽想到过的人，都会有很荣幸、自豪的感觉，似乎由此可见亲情之深，友情之重。李西闽在受困时，没想到的人，则会在玩笑当中提及自己的“意见”，半有责备的意思。
　　在采访间隙，李西闽还带我去看了长汀古街，也去了四十公里之外的瑞金。瑞金是一座奇异的城市，路边的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插有一面红旗。这样的视觉奇观，有点暗合时下当代艺术的潮流，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作品的呈现，而是作为招商引资的特色资源加以利用。
　　在“红都”，我们路经一条普通的二级公路，司机说，当地将其定为一级公路（按规定，二级公路上的收费站该取消），强行征收过路费。在瑞金，见到路上站姿极难看、捞创收的交警，司机会愤愤地说：“简直一群傻逼”。

　　2
　　我是3月25日离开长汀，从厦门乘机到的成都。
　　和阿来的采访约在3月26日，阿来开着绿色吉普车到酒店，载着我去杜甫草堂边的一家餐厅。餐厅位于河边，较为清净。和阿来通多几次电话，他让我感觉是一个很严肃、极冷漠的人，我在电话中说了一通，他总是“恩”一声来应付，他似乎并不太好打交道，我为我的采访担心。实际接触后，并非如此。
　　我们原本没有打算将采访放在餐厅，准备吃完饭，就到他家中再开始采访。但是，在餐桌上，我看他聊得兴起，趁势把问题都问了，他都回答得很精彩，也让我颇为受益。
　　阿来的《空山》，是一部很棒的小说，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我估计也不会去找来看，我一直对阿来身上的藏族身份以及“藏族村庄的秘史”没多大兴趣，后来才知，阿来对附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也是极痛恨的，《空山》也并不是一部如此狭隘的作品，阿来说，外界将他矮化了。

　　3
　　说下何大草。
　　采访何大草，属于趁机多干活。读何大草的《所有的乡愁》，很容易让我将《所有的乡愁》与阿来的《空山》形成对比，何大草有野心，要写史诗，小说跨度近两百年，这对于一部20万字的作品而言，是极富挑战性的事情。
　　有野心，有时并不是太好。读《所有的乡愁》，我有点很难继续下去的感觉，为了写完两百年，进度太快，牵涉的政治事情太多，感觉他似乎只是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以自己的写作串起来。到底有什么必要性，很值得怀疑。
　　不过，何大草是一个让我感觉亲近的人，书生气重，表达欲强，生活简单而自足。我们在川师南门附近吃饭，结帐花费是八十四块，何大草用成都话说，“不要发票，八十块”。最终，服务员只愿意少两块，何大草也就没再多说。后来打的去花市，讲价也并未成功。
　　何大草抢在我前，为我付了花种的钱和坐黑的的费用。听说成都对黑的监管很严，黑的司机是在一座立交桥上收的车款。司机说，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在桥上收钱，才是最安全的。

晕感

　　1
　　给《新快报》写最后一篇稿时，竟然把自己给写病了，那是霏霏给我任务——一个人写完娱乐盘点。
　　当时我带着稿债，去了三亚度假。任务在身，再加拉肚子，完全没有玩的兴致。从三亚回来没几天，准确来说，是1月3号，我就正式到南都报到了。
　　我想我会一直记住到南都的第一天。
　　当时和副刊部同事一起去小肥羊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的话题让我惊讶，闲聊中都是引经据典，我完全搭不上话。H和N谈论的是新书的写作进度，Y老师早已是有名的专栏作家，W老师的学识更是让我佩服，D的书我更是早已读过。当时，我的开眼界和惶恐不安，应该和新到的实习生差不多。
　　这样的惶恐，持续了不短的时间。
　　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学识上，他们都可以做我的老师。有时，我干脆就把午餐时间当成我的学习时间——W的午餐讲座，让我非常受用。我还曾动念把每天饭桌所谈记录下来，但因懒惰，搁置没做。
　　当时的午餐花费不少。我在新快报的积蓄，很快就用光了，所幸，二个月后，我在弹尽粮绝时转正了。

　　2
　　南都一直是我就读新闻学院以来，最大的一个职业梦想。
　　像很多人报考新闻学院的原因一样，我也是受了南周的影响，它让我知道了记者这个职业的担当和光荣。
　　毕业后，我到广州的第一站，实际上就是长平的办公室。当时，我壮着胆向正在筹办《南都周刊》的长平自荐，我也知道所揣的履历表并不能让我获得那份工作，但还是决定去试试，有点赌博的样子。当时的情景，现在想来还是有些尴尬。
　　后来，我去了现代传播、新快报。
　　当我获得机会进入南都，这让我兴奋了一段时间，同时，我也为工作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我为了写“文化中国”，到处查资料，做大量采访，熬夜写稿，临近截稿时间的抓狂，现在都还让人后怕；有时，当我看到见报稿后的不足，用现在小资间流行的一个词，那就是“纠结”。不过，当我写完一篇好稿时，W老师给我的一条表扬短信，会让我乐呵一阵，所有的劳累，烟消云散。
　　在2008年里，没有什么快乐，可以超过我写出一篇好稿的快乐。就像我总结的，我的生活几乎没了，都是工作——可以说，这并不是太好的状态。

　　3
　　在这一年中，我去了石家庄，马鞍山，南京，西安，成都，厦门，兰州，长沙，郑州，上海，其中，厦门为休假。每次出行，都有很多故事可说。
　　在石家庄，客气的陈超老师执意带我去逛逛他所执教的大学，临行前，他更是早早地赶到酒店，说要同我吃个早餐，给我送行。
　　在马鞍山，我和杨键的谈话都在上午进行，聊完后，我们就去酒店旁的饭馆吃素菜，喝啤酒。
　　在南京，诡异的张献民，让我很窝火。开朗、八卦的黄荭，是最像朋友的被采访者。
　　在西安，我作为政府安排的采访团成员，游历了西安的几个景点。这是最不像采访的采访，我在中间溜到了荒凉的西影厂转了一圈。
　　在成都，成都晚报的徐力带我去喝了猪蹄汤，藏小满带我去吃了串串香，成都的小吃果然名不输传。
　　在兰州，采访完《读者》的创办人胡亚权先生，他带我去游兰州市郊。我们靠在躺椅上，晒太阳，喝盖碗茶。
　　在长沙，和钟叔河先生在客厅中聊天。钟老的书桌摆在客厅，书桌很大，像是一张阔绰的老板桌。聊天过程中，保姆在房间里哼着歌，歌声在客厅也能听得分明。
　　在郑州，和沈昌文吃饭，采访。老先生告诉我，他最近在研究性史。后来在广州，又见到先生和他的女儿。
　　在上海，去花园酒店采访侯翰如，两杯咖啡竟要一百六。那是我喝得最贵的咖啡了。
　　在厦门，鼓浪屿上闲逛，傍晚在天台上吃自己做的菜，喝点啤酒。布早早同学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海景更是绝佳。

　　4
　　最近，小古在做烂书榜，让我列名单，读书太少，算是难为我了。
　　2008年，我读的书实在太少，看的碟也不多。即使读过的一些书，也都是为了完成某个采访，囫囵吞枣而已，获取的营养太少。希望2009年里，我能够从职业的焦躁中解脱出来，沉静下来读点书。

谁赋予了他们“实录”的权力

　　把一个镜头固定在诊所的角落，除了医生和寥寥几位病人，没有人注意到摄像机存在于现场。一段时期之后，摄像机拥有者将拍摄的素材进行了剪辑，就成了纪录片《贾医生的100个病人》。
　　之所以要叙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环境和情景，其必要之处在于导演王洪军在纪录片放映之后遭到了置疑，并且是这样的置疑不止一次——王洪军的镜头下，有老妪脱光上衣，露出了伤疤和乳房，也有病人遭受病痛时的难受与挣扎，王洪军在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的前提下就在北京的草场地工作站和何香凝美术馆进行了公开放映。
　　就像一名记者在采访结束之后，到底是否应该将采访成文交给对方审阅一样，纪录片工作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将成品交给对方，就有被要求利于己方的改动和删减的可能，如果不交给对方，对被采访者可能带来的伤害以及道德的问题也会被提了出来。导演王洪军从事的实际上也就是记者的工作，只是他的身份更为隐秘，他是安置在诊所某处的一部静态的摄像机，用新闻业内惯常使用的词语，王洪军是在偷拍这个诊所。
　　偷拍和暗访是调查报道进行中的方式与手段，记者实施这样的采访，一般是在揭黑报道中遇到了阻碍。对照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他显然是为了靠近叙述的真实与生活的常态，他与被拍摄者达成协议，也并不是不能办到的，我甚至也认为王洪军完全可以以长期的拍摄，让病人习惯摄像机的存在，而不是让他们完全不知情地情况地被拍摄、被放映、被谈论。
　　病人的疼痛，身体的不堪，是任何人都不乐意去见到和被展示的，王洪军也坦承地说，他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出现在镜头之中。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必然地涉及到道德，王洪军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正视，他似乎不认为被拍摄者的权利和他去维护亲人的权利是对等的。当一名成熟的摄影记者去拍摄某些个人的私部，并且拍摄作品会公开时，都应会去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环节，工作与创作的理由，并不能赋予任何人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纪录片与道德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的、被反复讨论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旧问题而去忽略他，王洪军应该明白是谁赋予了他权利去将一个裸露上身的老人被展示？观众清风甚至当场质问导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的亲人是观众的一员，他们会是怎样的表情？”老妪的画面并不是一定不能删去，王洪军也并不是对被拍摄者予以了尊重就无所可为，这让我想起周浩《厚街》。《厚街》中有一段夫妻吵架的情景，他们所在的房子四周的砖墙没有砌至屋顶，当四邻都不知道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时，周浩踩上梯子，拍到了屋中的争吵画面。当时看到这个画面时，我惊讶于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对工作道德的蔑视，他们的镜头面对的都是一些没有尊严的、机械化的被“拍摄者”，我不知道到底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恣意妄为的勇气？
　　不难想见，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不太可能在江苏金湖放映的，那么，王洪军是要将这个片子放着哪些人看？根据目前纪录片的出路，一部分纪录片导演、小范围的观众以及一些国外记录片奖项的工作团队会看到这部片子，100个病人会成为他们的分析样本，这部片子也会被一些国外朋友看成中国人是如何地将诊所转换为谈时事、暴露私部的公共场所的特殊国情，我不知道他们也会不会惊讶于一名纪录片导演竟然拥有如此大的“权力”、竟然能够拍摄和放映这样的画面。
　　作为活动策划的吴文光，在当日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道德问题是纪录片创作中绕不开的、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停留于道德问题的讨论，又会阻碍对纪录片创作更丰富的交流。这是一个毫无漏洞的说法，但是，我更愿意将这视之为活动组织者遭遇置疑时不敢去承认和道歉的托词。
　　《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一部在工作道德上面临考验的纪录片，同时，我也认为王洪军的工作是在“实录”，而非“记录”，他罗列了100个病人的问诊情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100个，而不是99个，或者是30个？他对诊所中的呈现，近乎机械化，我至少没有看到80分钟推进的线索。按照吴文光的说法，医院、诊所是大家不愿意去的，他是每个人的最后一站，医院、诊所里的情形能够捕捉人性，呈现人的状态，我想如果谁能将广州市区路口的摄像头取下来进行剪辑，岂不是能够反映出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
　　看这部片子过程中，我在想的问题是纪录片创作中的技术性是什么？创作的难度的在哪里？纪录就意味着没有技巧吗？对于《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对于新人王洪军而言，这未免是一个过于苛刻的审问，不过，他既然选择了公开放映和交流，就应该有面对置疑和坦承交流的准备。更何况，问题永远是存在每个人身上，即使同期在OCAT举行的当代舞蹈剧场上，文慧和吴文光完成的《和民工跳舞》也是一个并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作品，创作者对民工符号的使用和购买（文慧说，民工们期望每天支付工钱，他们为了保证作品的最终完成，在演出之后才和他们结算），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当时看到的只是现场录像。不过，和王洪军受到的强烈置疑不同，当代舞蹈剧场上的交流要客气和热闹许多，很多观众说，那是他们在深圳看到的第一场现代舞演出。

武汉访问计划与记者的未来

　　当一名记者毫无准备地坐到一位作家的面前时，他可以问的问题大体类似，比如谈论作家为什么写这本书，如果知道书名，这也是一个可以延伸探讨的话题。遭遇冷场时，记者甚至还可以谈下作家到来的这个城市，也可以邀请作家提笔给“本报读者”写几句“问候”、“祝福”的话。
　　这样的采访一般会在比较友好的气氛下进行。如果作家正逢新书上市，作家和记者之间的沟通会更加顺利，即使记者问出了多么糟糕的问题，作家们往往都能应付得来，也丝毫没有架子，来者不拒、笑脸相迎的样子。记者发稿赚钱，作家接受采访宣传新书，各自的收益期待都通过采访实现了。
　　记者在采访工作中，还会经常遇到新闻发布会以及行业内部通行的新闻稿、红包，在通讯员、新闻通稿撰写者眼中，记者工作或许是相当轻松、毫无技术可言的，甚至是一个腐败的、叫人羡慕的行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少记者的工作常态，也是程式化采访经常遇到的情形。尽管肯·梅茨勒在《创造性采访》中一书中说，新闻采访绝不是“冷酷”的行业，它非常有趣。但是，采访似乎离有趣的距离并不太近，将记者称之为工厂中的计件工人，是这个行业里被广泛使用的比喻。计件工人的工作是沉闷的，机械化的，以量致胜的，同时，也是丧失激情的。依此而言，记者的采访和珠江三角洲一家电子厂的工人焊接集成板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两样——严格来说，这又并不符合事实。
　　采访是一件有魅力的工作，问答进行中好奇的消解，置疑和挑衅中的较劲、对抗和刺激感显然是计件工人在工厂无法拥有的经历，采访的沉闷，更多地来自于对这个职业的兴趣下降，以及对采访认识上的模板化。
　　当采访脱离新闻学范畴，从功能上谈论采访时，采访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干预性动作。尽管新闻工作随时都伴随着干预，但是，以干预作为唯一目的、将采访固定在一个题目上的操作，在一个追求海量信息的环境下并不是太常见，快节奏的调整、变化是媒体时代中最为突出的特点。简而言之，采访可以变得很好玩，成为一场游戏。当采访活动跳出新闻发布会、通稿、红包的常态，它依然有可为的空间，比如民刊《知道》正在实行的“武汉访问计划”。
　　“武汉访问计划”的团队成员大多毕业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传授给他们的是陈旧的新华体写作方法和脱节于时代的采访技巧，在“武汉访问计划”中，采访对他们的而言是一次对学院教育的遗忘，他们的采访不是为了完成一篇稿件，也不是为了完成某一期专题，他们是持续地对一个城市实施采访和干预，他们的对象是生活在一个被称之为市民化城市的知识分子，是被妖魔化的公交车司机，是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村民和他们的村支书。和杂志的专题操作不同，“武汉访问计划”将“发问”作为唯一的采访方式，武汉是固定不变的采访主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是从当地报章上了解不到或是了解不充分的人、事以及角度。
　　没有一个城市比武汉更合适去实施这样的计划。曾以东方芝加哥著称的武汉，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处在没落的位置，这个城市的媒体在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也经常表现得并不是太自信，区域性报道和市民化定位是武汉媒体的共同特征。2007年12月出版的《传媒武汉——来自武汉传媒市场的报告》是一本极其糟糕的新闻学院的研究产品，即使在这本乏善可陈的研究报告中，撰稿人依然没有遗漏武汉媒体的一个特点：大武汉与小传媒发展意识的矛盾。
　　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城市和媒体欠发达的区域，城市的灰暗角落并不难发现。“武汉访问计划”在推行中，他们采访了杂文家刘洪波、作家胡发云、电台DJ阿申、乐评人李皖，评书艺人何祚欢、纪录片导演陈为军和张以庆等人，尽管其中一些人并不少见于媒体，但是把他们放在新闻事务之外进行访问，并不是常见的举动，有意思的是采访者都表示了对当地媒体的失望情绪。武汉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言空间被最大限度压缩的城市，市井街民比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更有表达的冲动和勇气，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鲁巷市民截路事件、佳丽广场上访事件以及洪山广场抗议风波都是肇事于市民，鲜见拥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出场。作为一个拥有为数众多的高校、学术机构的城市，知识分子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媒体去探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司机群体、城中村居民身上，从当地媒体的呈现来看，脾气暴躁的司机群体的生活到底是怎样，他们的工作强度有多大，他们为什么易怒，都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报道内容。
　　“武汉访问计划”正是基于这个城市的问题实施采访和干预，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小题目进行研究式采访，最后以网络、独立出版物的形式来呈现阶段性的采访成果，以大众媒体之外的力量将一些“看不见”的部分补充进去。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富有新意的采访方式，但是，以采访为工具来持之以恒地关注一个城市，并将补白作为重要的目的之一，这应当是武汉访问计划具有意义的地方。
　　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翟明磊一手创办的《壹报》，也是采访程式化的突破范例。这份报纸不印刷，记者、编辑、校对、值班编委的工作都由翟明磊一人完成，如果说当采访成为计件工人的任务时，翟明磊的工作则是跳出了流水化作业的操作惯例，由此可以想见翟明磊的每一次采访都是相当劳累、但又是叫人兴奋的过程。在一个新闻操作职业化、习惯化的环境下，新闻管制在短期内无法解除的背景下，媒体会有发什么稿的选择和发不了什么稿的无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访者一定会受制于其中。“武汉访问计划”的实施，更多地源自于武汉当地媒体的定位给这个城市言说留下的空白空间，《壹报》的出现，显然就是新闻管制下个人期望突破限制的尝试，尽管这样的尝试依然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在网络还未出现时，“人人都是记者”就已经是被广泛使用的名句，这也在当今成为了事实。网络对传统的报纸、杂志的冲击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网络公司不仅能够以高薪将一些报业精英招至靡下，也会在较量中将新闻业中那些依靠跑新闻发布会、抄通稿等传统懒汉式新闻操作映衬得老式、暮气、毫无生机。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曹茹曾将新闻从业者的倦怠感作为研究项目，她的研究看似题目新鲜、角度新颖，实际上在当下去研究新闻从业者的倦怠并不是合乎时宜的事情，因为职业记者受到网络记者、公民记者、blogger的冲击比职业的倦怠感更为关键，当一个行业面临危机时，能否继续这份工作，显然比是否喜欢这份工作要重要许多。
　　“武汉访问计划”和《壹报》对新闻工作不仅起到了补白的作用（将两者并置在一起的目的并非为了掩饰“武汉访问计划”对《壹报》的敬慕和欣赏），他们在新闻单位之外实施的采访，是对程式化采访的冲击和提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网络作为第一发布平台，显然，没有比开个BLOG更容易的事了，可以想见，当bloggers厌倦了隐私、牢骚和文艺腔之后，他们要干的事情之一，极有可能就是拿起相机去实施采访，毕竟，没有谁不会提问，他们甚至可以提出比记者好得多的问题。或许，新闻业的红包会在那个时候消失。（for：新快报《明镜》）　

《时代周报》：橙化的南周？

　　我最早听到《时代周报》的名字，是通过令狐磊，他当时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是这份报纸的执行主编，《时代周报》并不在武汉发行，我也就仅限于知道名字而已。后来没过多久，报纸好像都倒掉了，我一期也都没看到。
　　今年下半年，《时代周报》开始实施复苏计划，办公地点就在和南方报业一路之隔的珠江新城，那是广州租金最贵的地方，照常例，那不应是一个报馆的区域。和杂志讲排场不同，报纸注重的是实际的盈利能力。《时代周报》选址在珠江新城，原因应该只有两个，要么他们拥有房产，要么他们需要急切地烧掉一笔钱。
　　昨天偶然在报摊上发现了《时代周报》的试刊号，粗略一读，和我的预期相差甚远。从形态上，《时代周报》完全就是南方周末的橙色化，版面设置为新闻、财富、文化，即使定价也为3元。《时代周报》明显摆出的是和南周血拼的架势。
　　在《时代周报》复刊中，实际上也在试图从广州大道中挖人，事实上他们也挖走了不少人，从记者、编辑一栏中看，有多个熟悉的名字。从试刊的呈现看，他们期望做的并不是创办一份报纸，而是复制一份报纸。
　　不过，《时代周报》的重生之日显然没有选好，2008年铁定是中国报业最为艰难的一年，经济的不景气，新闻纸的涨价，众多报纸面临生死考验。在这个时候复刊，对于一个新报纸而言，称之为“难上加难”，丝毫也不为过。新闻业资金门槛抬升，《时代周报》的复刊被很多人视之为无法理解的烧钱之举，报纸经受网站的挑战，表露出了相当明显的颓势，当所有报纸都在寻找利润增长之路时，《时代周报》的投资人选择办报，应该不是明智之举。
　　报刊经营的问题，可能会涉及一定技术，也有一些我从未涉足和不了解的地方。但是从《时代周报》试刊号的内容呈现上，我认为是极差的，头版的重头稿刊发的是《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采访吴敬琏的对话，《时代周报》在草创期都无法看守门面？《王志当官》一文明显地标题党作风，文题严重不符，《一个斗牛士的倒下》在文本上尚可，但是这样一个人是否值得做那么大，或者以目前的角度来操作是否合适，我觉得都是值得商讨的。
　　或许我抓住试刊号来评价一份报纸，并不一定合适，也许《时代周报》会在复刊号中拿出真动作，这也不为怪。如果《时代周报》能够在周报可读性偏弱的情形下，提供更为优质的阅读，这也是一件叫人欢欣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趣味问题，新闻周刊（报）在品质上似乎是非常不稳，不论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还是南方周末，新闻出品往往会有忽上忽下地荡秋千的趋势，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应该和新闻管制有关，但是，这显然不是品质下降的全部理由。我想新创的《时代周报》除了面对一个新报的所有问题，他也同样面临着老刊、老报的所有问题，前路艰难，我只能继续一旁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