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赋予了他们“实录”的权力

　　把一个镜头固定在诊所的角落，除了医生和寥寥几位病人，没有人注意到摄像机存在于现场。一段时期之后，摄像机拥有者将拍摄的素材进行了剪辑，就成了纪录片《贾医生的100个病人》。
　　之所以要叙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环境和情景，其必要之处在于导演王洪军在纪录片放映之后遭到了置疑，并且是这样的置疑不止一次——王洪军的镜头下，有老妪脱光上衣，露出了伤疤和乳房，也有病人遭受病痛时的难受与挣扎，王洪军在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的前提下就在北京的草场地工作站和何香凝美术馆进行了公开放映。
　　就像一名记者在采访结束之后，到底是否应该将采访成文交给对方审阅一样，纪录片工作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将成品交给对方，就有被要求利于己方的改动和删减的可能，如果不交给对方，对被采访者可能带来的伤害以及道德的问题也会被提了出来。导演王洪军从事的实际上也就是记者的工作，只是他的身份更为隐秘，他是安置在诊所某处的一部静态的摄像机，用新闻业内惯常使用的词语，王洪军是在偷拍这个诊所。
　　偷拍和暗访是调查报道进行中的方式与手段，记者实施这样的采访，一般是在揭黑报道中遇到了阻碍。对照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他显然是为了靠近叙述的真实与生活的常态，他与被拍摄者达成协议，也并不是不能办到的，我甚至也认为王洪军完全可以以长期的拍摄，让病人习惯摄像机的存在，而不是让他们完全不知情地情况地被拍摄、被放映、被谈论。
　　病人的疼痛，身体的不堪，是任何人都不乐意去见到和被展示的，王洪军也坦承地说，他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出现在镜头之中。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必然地涉及到道德，王洪军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正视，他似乎不认为被拍摄者的权利和他去维护亲人的权利是对等的。当一名成熟的摄影记者去拍摄某些个人的私部，并且拍摄作品会公开时，都应会去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环节，工作与创作的理由，并不能赋予任何人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纪录片与道德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的、被反复讨论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旧问题而去忽略他，王洪军应该明白是谁赋予了他权利去将一个裸露上身的老人被展示？观众清风甚至当场质问导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的亲人是观众的一员，他们会是怎样的表情？”老妪的画面并不是一定不能删去，王洪军也并不是对被拍摄者予以了尊重就无所可为，这让我想起周浩《厚街》。《厚街》中有一段夫妻吵架的情景，他们所在的房子四周的砖墙没有砌至屋顶，当四邻都不知道屋子里发生了什么时，周浩踩上梯子，拍到了屋中的争吵画面。当时看到这个画面时，我惊讶于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对工作道德的蔑视，他们的镜头面对的都是一些没有尊严的、机械化的被“拍摄者”，我不知道到底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恣意妄为的勇气？
　　不难想见，王洪军的《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不太可能在江苏金湖放映的，那么，王洪军是要将这个片子放着哪些人看？根据目前纪录片的出路，一部分纪录片导演、小范围的观众以及一些国外记录片奖项的工作团队会看到这部片子，100个病人会成为他们的分析样本，这部片子也会被一些国外朋友看成中国人是如何地将诊所转换为谈时事、暴露私部的公共场所的特殊国情，我不知道他们也会不会惊讶于一名纪录片导演竟然拥有如此大的“权力”、竟然能够拍摄和放映这样的画面。
　　作为活动策划的吴文光，在当日有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道德问题是纪录片创作中绕不开的、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停留于道德问题的讨论，又会阻碍对纪录片创作更丰富的交流。这是一个毫无漏洞的说法，但是，我更愿意将这视之为活动组织者遭遇置疑时不敢去承认和道歉的托词。
　　《贾医生的100个病人》是一部在工作道德上面临考验的纪录片，同时，我也认为王洪军的工作是在“实录”，而非“记录”，他罗列了100个病人的问诊情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100个，而不是99个，或者是30个？他对诊所中的呈现，近乎机械化，我至少没有看到80分钟推进的线索。按照吴文光的说法，医院、诊所是大家不愿意去的，他是每个人的最后一站，医院、诊所里的情形能够捕捉人性，呈现人的状态，我想如果谁能将广州市区路口的摄像头取下来进行剪辑，岂不是能够反映出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
　　看这部片子过程中，我在想的问题是纪录片创作中的技术性是什么？创作的难度的在哪里？纪录就意味着没有技巧吗？对于《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对于新人王洪军而言，这未免是一个过于苛刻的审问，不过，他既然选择了公开放映和交流，就应该有面对置疑和坦承交流的准备。更何况，问题永远是存在每个人身上，即使同期在OCAT举行的当代舞蹈剧场上，文慧和吴文光完成的《和民工跳舞》也是一个并不太容易让人接受的作品，创作者对民工符号的使用和购买（文慧说，民工们期望每天支付工钱，他们为了保证作品的最终完成，在演出之后才和他们结算），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当时看到的只是现场录像。不过，和王洪军受到的强烈置疑不同，当代舞蹈剧场上的交流要客气和热闹许多，很多观众说，那是他们在深圳看到的第一场现代舞演出。

武汉访问计划与记者的未来

　　当一名记者毫无准备地坐到一位作家的面前时，他可以问的问题大体类似，比如谈论作家为什么写这本书，如果知道书名，这也是一个可以延伸探讨的话题。遭遇冷场时，记者甚至还可以谈下作家到来的这个城市，也可以邀请作家提笔给“本报读者”写几句“问候”、“祝福”的话。
　　这样的采访一般会在比较友好的气氛下进行。如果作家正逢新书上市，作家和记者之间的沟通会更加顺利，即使记者问出了多么糟糕的问题，作家们往往都能应付得来，也丝毫没有架子，来者不拒、笑脸相迎的样子。记者发稿赚钱，作家接受采访宣传新书，各自的收益期待都通过采访实现了。
　　记者在采访工作中，还会经常遇到新闻发布会以及行业内部通行的新闻稿、红包，在通讯员、新闻通稿撰写者眼中，记者工作或许是相当轻松、毫无技术可言的，甚至是一个腐败的、叫人羡慕的行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少记者的工作常态，也是程式化采访经常遇到的情形。尽管肯·梅茨勒在《创造性采访》中一书中说，新闻采访绝不是“冷酷”的行业，它非常有趣。但是，采访似乎离有趣的距离并不太近，将记者称之为工厂中的计件工人，是这个行业里被广泛使用的比喻。计件工人的工作是沉闷的，机械化的，以量致胜的，同时，也是丧失激情的。依此而言，记者的采访和珠江三角洲一家电子厂的工人焊接集成板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两样——严格来说，这又并不符合事实。
　　采访是一件有魅力的工作，问答进行中好奇的消解，置疑和挑衅中的较劲、对抗和刺激感显然是计件工人在工厂无法拥有的经历，采访的沉闷，更多地来自于对这个职业的兴趣下降，以及对采访认识上的模板化。
　　当采访脱离新闻学范畴，从功能上谈论采访时，采访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干预性动作。尽管新闻工作随时都伴随着干预，但是，以干预作为唯一目的、将采访固定在一个题目上的操作，在一个追求海量信息的环境下并不是太常见，快节奏的调整、变化是媒体时代中最为突出的特点。简而言之，采访可以变得很好玩，成为一场游戏。当采访活动跳出新闻发布会、通稿、红包的常态，它依然有可为的空间，比如民刊《知道》正在实行的“武汉访问计划”。
　　“武汉访问计划”的团队成员大多毕业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传授给他们的是陈旧的新华体写作方法和脱节于时代的采访技巧，在“武汉访问计划”中，采访对他们的而言是一次对学院教育的遗忘，他们的采访不是为了完成一篇稿件，也不是为了完成某一期专题，他们是持续地对一个城市实施采访和干预，他们的对象是生活在一个被称之为市民化城市的知识分子，是被妖魔化的公交车司机，是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村民和他们的村支书。和杂志的专题操作不同，“武汉访问计划”将“发问”作为唯一的采访方式，武汉是固定不变的采访主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是从当地报章上了解不到或是了解不充分的人、事以及角度。
　　没有一个城市比武汉更合适去实施这样的计划。曾以东方芝加哥著称的武汉，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处在没落的位置，这个城市的媒体在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也经常表现得并不是太自信，区域性报道和市民化定位是武汉媒体的共同特征。2007年12月出版的《传媒武汉——来自武汉传媒市场的报告》是一本极其糟糕的新闻学院的研究产品，即使在这本乏善可陈的研究报告中，撰稿人依然没有遗漏武汉媒体的一个特点：大武汉与小传媒发展意识的矛盾。
　　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城市和媒体欠发达的区域，城市的灰暗角落并不难发现。“武汉访问计划”在推行中，他们采访了杂文家刘洪波、作家胡发云、电台DJ阿申、乐评人李皖，评书艺人何祚欢、纪录片导演陈为军和张以庆等人，尽管其中一些人并不少见于媒体，但是把他们放在新闻事务之外进行访问，并不是常见的举动，有意思的是采访者都表示了对当地媒体的失望情绪。武汉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言空间被最大限度压缩的城市，市井街民比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更有表达的冲动和勇气，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鲁巷市民截路事件、佳丽广场上访事件以及洪山广场抗议风波都是肇事于市民，鲜见拥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出场。作为一个拥有为数众多的高校、学术机构的城市，知识分子对这个城市的感情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媒体去探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司机群体、城中村居民身上，从当地媒体的呈现来看，脾气暴躁的司机群体的生活到底是怎样，他们的工作强度有多大，他们为什么易怒，都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报道内容。
　　“武汉访问计划”正是基于这个城市的问题实施采访和干预，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小题目进行研究式采访，最后以网络、独立出版物的形式来呈现阶段性的采访成果，以大众媒体之外的力量将一些“看不见”的部分补充进去。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富有新意的采访方式，但是，以采访为工具来持之以恒地关注一个城市，并将补白作为重要的目的之一，这应当是武汉访问计划具有意义的地方。
　　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翟明磊一手创办的《壹报》，也是采访程式化的突破范例。这份报纸不印刷，记者、编辑、校对、值班编委的工作都由翟明磊一人完成，如果说当采访成为计件工人的任务时，翟明磊的工作则是跳出了流水化作业的操作惯例，由此可以想见翟明磊的每一次采访都是相当劳累、但又是叫人兴奋的过程。在一个新闻操作职业化、习惯化的环境下，新闻管制在短期内无法解除的背景下，媒体会有发什么稿的选择和发不了什么稿的无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访者一定会受制于其中。“武汉访问计划”的实施，更多地源自于武汉当地媒体的定位给这个城市言说留下的空白空间，《壹报》的出现，显然就是新闻管制下个人期望突破限制的尝试，尽管这样的尝试依然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在网络还未出现时，“人人都是记者”就已经是被广泛使用的名句，这也在当今成为了事实。网络对传统的报纸、杂志的冲击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网络公司不仅能够以高薪将一些报业精英招至靡下，也会在较量中将新闻业中那些依靠跑新闻发布会、抄通稿等传统懒汉式新闻操作映衬得老式、暮气、毫无生机。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曹茹曾将新闻从业者的倦怠感作为研究项目，她的研究看似题目新鲜、角度新颖，实际上在当下去研究新闻从业者的倦怠并不是合乎时宜的事情，因为职业记者受到网络记者、公民记者、blogger的冲击比职业的倦怠感更为关键，当一个行业面临危机时，能否继续这份工作，显然比是否喜欢这份工作要重要许多。
　　“武汉访问计划”和《壹报》对新闻工作不仅起到了补白的作用（将两者并置在一起的目的并非为了掩饰“武汉访问计划”对《壹报》的敬慕和欣赏），他们在新闻单位之外实施的采访，是对程式化采访的冲击和提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网络作为第一发布平台，显然，没有比开个BLOG更容易的事了，可以想见，当bloggers厌倦了隐私、牢骚和文艺腔之后，他们要干的事情之一，极有可能就是拿起相机去实施采访，毕竟，没有谁不会提问，他们甚至可以提出比记者好得多的问题。或许，新闻业的红包会在那个时候消失。（for：新快报《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