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振奋的创意通道

　　美术馆是不轻易向年轻艺术家开放的，他们以固有的美术史标准对艺术家和作品进行选择。大声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美术馆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子，他面向的就是知名或不知名的年轻艺术家，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是尤其重要的，艺术家的创作，如果是抱着自娱自乐的目的，那么他们是和公众割裂的。他们无法接受到信息的反馈，而作为一名以试探性的方式向艺术靠近的年轻人，这样的反馈和肯定，却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将这样的创意工作坚持下去，并且以足够的热情和信心继续投身其中。
　　大声展的作品是否符合你的审美标准，你在庞大的正佳广场是否找到自己为之惊喜的作品，其实，这些其实已经都不重要。如果将作品的质量和大声展这项工作的意义进行对比，后者更应该受到关注。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年轻艺术家将自己的想法进行公开呈现和分享，也许作品不太成熟，也许他们对作品的阐释并不专业，但是，150多艺术家的鲜活的想法，在这个平台上有了表达和被肯定的通道，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对一个展览的意义阐述，往往是危险的，因为他容易将你引向作品评价体系之外，就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进行发挥。但是，大声展无疑是一个例外，我们完全可以从作品中抽离出来，对这种形式进行分析和肯定。
　　大声展实际上是在一个有着竞赛传统的国度里，向一个正在发芽生长的创意产业进行关注。当然，大声展并不是一轮竞赛，除了入围考察，他并不进行任何的评审。这样的活动举行，无疑是将一个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从不确定的人群中找出来，他是在大量的政府官员呼吁创意产业发展之时，以实际行动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关心的是大声展能否在展览工作上继续完善，在征集作品环节能否更为开放，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去，而非对某一个作品的评价。作品只是一种静态的呈现，而作者创作活力的激发，往往会比它更值得关注，更容易打动人。
　　在大声展中，我很偶然地发现了一名叫子杰的年轻艺术家，他是我一个未曾谋面的师弟。在中部的一所非重点大学里，子杰和一帮朋友做着一本叫《大学四年》的杂志，他们每期不断地和团委进行沟通，争取不多的经费来印制杂志，听说有时都得派上漂亮的女同学去套近乎（女生提要求不容易被团委老师拒绝）。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每期不断地策划新的选题、反复多次地设计封面、费劲心思地做海报，将一本杂志做得有声有色。而子杰入围大声展的《杂志流程图》，就是做杂志时的灵感所感。
　　我不知道在武汉进行六级考试的子杰，是否在答题时会想象自己作品在广州展出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展出对他已经放手的杂志工作是一个肯定。听一位师弟晃二说，《大学四年》如今已在团委的指导下做得不成样子，他们正在做另外一个好玩的是事情——武汉版的创意市集。
　　之所以将这一个个例拿出来，是因为我能体会到子杰以及更多的年轻伙伴的工作困难。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会有来自学业、工作的压力，但是，子杰、晃二他们却能从这样的压力当中摆脱当中，并不断以新的想法来表现自己。我无法肯定他们是否在毕业后能否坚持下来，在一个完全没有创意衡量标准、创意展示平台和欣赏群体的场景下，这样的坚持是艰难的，而放弃又是让人沮丧的。
　　大声展的出现，应当是有力里地打破了这样的困局，他让创意欣赏群体以最为明朗的形式呈现出来。6月23日晚在大声展剧场，无座的观众坐在地上看完了影片《马乌甲》，我想在场的导演赵晔一定是感到欣慰的，尽管他为此花费了二十多万，但是当一个作品出来，被观众肯定是一件让人为之感到舒畅的事情。
　　尽管大声展并非唯一的表现平台，我也希望不是，当众多这样的平台在大声展之后不断出现，让更多的创意玩家找到组织，找到欣赏者以及批评者，这都是一件让人感到振奋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了看到更多好的创意的可能性，即使目前看不到，也一点都不要紧。

青春样本背后的复杂精神地理

　　有时影院甚至会让你失望，你根本从它那得不到什么东西，除了一肚子的可乐和尚未消化的爆米花。当然，如果你只是将影院作为消遣、娱乐以及泡妞的场所，那一切都另当别论了。
　　影院为什么会如此呆板？经过审查以及商业效益衡量的上档影片，过滤和漂白的工序使得它要么一本正经，要么就是同样的悬念迭出，动作火爆。而实际上，有更多丰富的类型，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拦截在电影院之外，比如《蓝色大门》，比如《十三棵泡桐》。前者有未成年人的同性恋，而后者则涉及暴力。
　　从电影史的回顾中，我们发现了问题。国产电影从费穆到现在的第六代甚至是第七代，百年影史当中是有着大段的空白。1949至1976年之间，少有值得谈论的影片。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虽然诞生了《黄土地》、《红高粱》、《蓝风筝》以及往后的《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堪称优秀的导演代表作，但是作品的当下性是极其模糊的，并且承载过重。在主题选择上，要么过分追求主题的宏大性，要么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隐喻。当然，电影无法摆脱时代背景，时间背景又必然牵涉政治，紧密的政治联系往往使电影本身负载过重，即使是青春片，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作为国内青春片的代表之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的发生背景就处在了一个政治性相当强悍的时代。国内出现诸如侯孝贤之《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或者如韩国李廷香的《爱·回家》，都会具有相当的难度。比如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实际上在效仿《小鞋子》，但做得并不成功，擅长于大场面、大色调的张艺谋，在故事的细处安排上是稍弱的，影片给我们留下了魏敏芝找学生的轮廓和“希望工程”的外在感觉，缺乏真正牵动观者情绪的细节。　　虽然国内青春题材的影片在数量上并不会少，电影频道总会有类似的片子播出，但是，大多制作是粗糙的，并且停留在为青年拍摄的窠臼当中。直到《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突破，它准确地反映出城乡少年的爱情、叛逆与梦想。但是，《十七岁的单车》之后，对于都市青年心理的刻画、描绘之作，几乎是没有。
　　当导演们热衷于古装片与大制作时，青春片实际上也是被忽略的，能否有优秀的青春片出现，并牵引出一个时代的记忆，应是电影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题目。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杨德昌的《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及《香港有个荷里活》，都是电影发展高潮的暗示。无视电影题材之丰富性，不断迁就市场（也可说成是培养观众市场），电影生态必然会遭受到严重破坏，并始终走在一条道路上，毫无选择性而言。当然，其沉闷性也就可见一斑。　　为什么在国内无法出现优秀的青春片？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容易将你导引到国产电影何时崛起的命题上，而我的初衷并不在此。
　　电影作为文化样式的一种，经历了由政治高潮向商业高潮的转换，政治的负载与商业的消解都会让电影向某一方靠近。而中间的过渡地点，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那个世界有一种复杂的精神地理”。如何去分析它，理解它，则关系到我们的电影在挣扎之中是否能够跳脱出来。而青春片的盛衰，则是电影样式中一个最为明显不过的征兆和例证。因为它并不像商业大片那么容易讨巧，导演能否静下来回忆以及思考自己的青春期，以冷静而不乏温情的方式进行叙述，准确抓住青春期的所思、所想，考验的不仅仅是导演一个人的功力，而且是整个国内电影环境。　　　　
　　导演能否跳出限制阴影，导演能否以最大的限度伸展自己的思维，而不是作茧自缚，这直接影响着优秀的青春片能否出来。当然，这样的道理在其他类型影片上同样适用，不用题材去限制，不以些许的暴力、同性恋等敏感题材为限，那么，不仅电影院会更加可爱，导演们则会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和工作愉悦感。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并不在于我们有了多少电影节。4月底的大学生电影节是“沦陷了的”，一个以大学生的独立视角来进行评判的电影节，已经商业化、官方化。而上海电影节，即使它不断朝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努力，但是，问题的解决显然不会因为某种新形式的刺激而得到缓解。这样的道理在电影院也是行得通的，是什么造成了电影院的沉闷？是什么导致青春片的难以产生？它们都在于那片复杂的精神地理是否梳理成功。

无创意时代的价值追求

　　和崔莹认识多时，不过仅限于MSN，第一次见面，她递给了我一本她的新书《办最赚钱的杂志——对话英国名刊主编》，接着，我们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杂志，我不断将自己对英国传媒的疑问抛给了她。
　　在英国，有令人敬仰的《经济学人》，有时尚杂志之标杆《i-D》，国内传媒人将这些名刊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是一件时髦的、并不怎么丢脸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直接阅读体验的读者而言，好奇总会存在，尽管我们手中捧着《财经》——这本有着《经济学人》影子的杂志，但是，对于英国杂志业却是隔膜的，不了解实情的。
　　崔莹的工作，恰好拾遗补缺，在她之前，已有王尔山的《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与英美报刊主编对话》和唐亚明的《走进英国大报》，但是对于英国杂志的介绍，却是空白。崔莹不断地从她所在的爱丁堡出发，拜访了21家杂志的主编或副主编，这样的活计，多么地让人羡慕。直接坐在这些杂志主创面前，不断地将自己的疑问丢给他们，努力探究他们成功的秘密和赚钱的诀窍，是富有挑战性的，并且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
　　国外刊物的吸引力在何处？这对于一个传媒人而言，是无须回答的问题。国内传媒的相对滞后，使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创意的缺乏，如何以最为见效的方式获取创意，那就去效仿吧。而效仿的后果，就是国内的杂志几乎都能够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之如《纽约客》、《读者》之如《读者文摘》、《中国国家地理》之如《国家地理杂志》。如果要看清国内媒体的趋势，完全可以从国内的表象中跳脱出来，到欧美杂志中寻求破解，而这也许是王尔山、唐亚明以及崔莹的工作意义之所在。
　　在《办最赚钱的杂志——对话英国名刊主编》中，崔莹也正是以一个中国读者的身份进行发问，杂志怎样处理关于中国的报道，如何拉拢读者，怎样解决杂志品质和广告软文的冲突？在《男性健康》中，副主编约翰·维尔告诉她，他们的编辑是要上封面献身的，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怎样保持良好的体型。发行量居英国第二的超市杂志《ASDA》主编勃里格斯说，她们也需要在编辑部和投资方的争议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好奇，促使崔莹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采访项目，她为此没少在伦敦的廉价旅馆过夜。但是，如果以更高的、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这本书，崔莹实际上是停滞于好奇，对于英国杂志并没有进行更为细密的探入。在问答中，有些核心的问题被简单应付过去，比如《经济学人》是如何做到编辑独立的？比如一本杂志的编辑流程是怎样的？如果流浪汉直接把《THE ISSUE》卖给废纸收购站，而非销售到读者这个终端，杂志方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流程的建立，编辑部一天工作的开展，这些细致的环节不可能通过一个多小时的对话表露出来，并且，我们不排除主编们存在自我宣扬的腔调。而崔莹这本书的完成，却完全依赖于对谈，弊病也就很明显。
　　而更为致命的是在刊物选择上，崔莹择取了21份名刊，类别涉及政治、娱乐、时尚、生活、科学，当我将整本书读过两遍，满足了对英国杂志的新奇之后，紧接着却会有半饱之感。杂志数量大，类别广，而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上，深度也就自然受到折损。如果崔莹将研究重点放在某一类杂志上，或者萃取5-6份杂志进行着力分析，该书应当会更具有新闻学意义上的文本价值。　　　　
　　不过，遗憾尽管存在，但是对杂志怀有癖好之人，该书仍是具有相当的可读性的。在你无法直接地、便利地阅读到这些刊物之前，崔莹工作的效用也非常明显，她让我们提前把握杂志的发展趋向，并使一些敏感的传媒人发现一个个潜在的市场，如果国内杂志市场依然停留在无创意阶段，类似崔莹这样的工作，也就永远不会失去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