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阿加莎怎么办？

　　今天早上，刚一起床，就接到电话，关于这篇稿子的，蓝宝石那边意见很大，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却是我认为的票价过高的问题，让我始料未及。看一场话剧，这个票价确实不高，但是针对蓝宝石这样着力推广话剧、票房并不佳的小剧场，100元的票价，绝对会是观众进入的障碍。　　

　　《蒙克斯威尔庄园的谋杀案》在蓝宝石剧场演出前，我收到演出方发来的新闻稿，在稿子中，他们特别强调了这样几点：排演时间短，仅花了十天时间；剧本经典，充满悬念；演员年轻，平均年龄在二十几岁。
　　8月13日，该剧在对外演出前，特别加了一场媒体观摩场，而我正是通过这个机会免费欣赏到了这部名剧。在14日至18日的演出中，票价为100元，以这个价钱欣赏一部话剧，让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在文艺青年集中的豆瓣网上，我也看到很多豆友感叹价钱有些高。作为广州颇为难得的、还在继续坚持话剧演出的小剧场，蓝宝石期望在话剧市场培育上有所为，而在票价上的“过高”，显然让更多人走进剧场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更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部舞台作品，竟然拿出“排演时间短”来向外界进行宣传，这样的心理也值得进行分析。创作的严谨和认真，是任何人都认同的标准和方向，在这里，我无意就推广问题进行探讨，我更注意“排演时间短”背后的东西。
　　作为小剧场话剧，舞台的设置简陋并不那么容易让人难以接受，只要故事抓人，观众并不会太苛刻。《蒙克斯威尔庄园的谋杀案》的舞台布景极其简单，舞台正中间几把椅子围成一圈，中间一根木杆直插入舞台上空，椅子和木杆（也作衣帽架）都是用麻质物料包裹起来，有着中世纪庄园的质朴。除了两个小时面对同样布景的沉闷，其他方面都是能够忍受的。当然，这也给了演员更大的压力，在布景退到最为不重要的边缘时，演员表演的张力就成为了观众所注意的焦点。　　但是，当你知道他们“排演时间短”，并且年轻演员居多，任何一个话剧欣赏者都会产生不放心的心理。为什么排演时间仅十天？在这十天时间内每天所花费的时间是多少？这实际上也是让人质疑的。我们知道，蓝宝石剧场的话剧展演是作为一个长期计划进行的，剧目在六月就已对外公布，并且演出时间也都是在每月的第二周。在这样长的预备时间里，为什么工作进行得仍然如此仓促？
　　排演时间的不充分，实际上直接就在舞台上有了反映。贾尔斯·雷斯顿的扮演者方俊翔的表演就存在很多的漏洞，我很多次都注意到方俊翔先生在表演环节的走神，他游离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并没有入戏。还有，他“吃醋”也吃得莫名其妙，当自己貌美的妻子莫丽·雷斯顿和一个驼背的、猥琐的克利斯托弗·赖恩说上几句话，他就都要皱起眉头（似乎方俊翔先生的表情总是微皱眉头，满脸不爽），还有他对警察到访的反感，似乎也有些过头，估计是导演王佳纳期望增加他的嫌疑度，故意进行的设置，但是在前面却没有做任何铺垫说明——他为什么反感警察？
　　屈洛特警官这个角色，姜年凯演得比较成功，但是，在前后形象的转换上却出现了问题。当他未暴露自己谋杀犯身份时，他是那么的英勇，充满智慧，满身正气，但是，当他被真正的警官揭出其真实面目时，马上蹲在地上哭泣，一点狠劲都没有了，这样的转换似乎没有相应的过渡，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尽管你可以将其解释成一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但是，两者对比实在过于悬殊，再说当屈洛特称自己是警官时，真正的警官梅约·梅特凯夫上校为什么没有迅速出来挑明，而是让他再杀一人？
　　这些都是观后感式的认识，但是，导演在十天时间内完成该剧的紧迫，实际上使她没有多少时间来仔细地揣度、回味、修改，也无法面对观者的充分质疑，甚至导演王佳纳自己也都来不及完成“自问”的工作。
　　我们只能猜测演出方并没有作品创作的心态准备，或者说在他们仓促的排演中，对观众是部分忽略的，他们并不是以奉献精品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的。甚至回到票价的话题上，当购票观众很少时，他们是否想过观众为什么不来？当然，剧团肯定会有自己的难处，可能是演员忙于他剧，或者演出费用高导致票价无法下降，但是，排演时间如此仓促，绝对难以用任何理由来敷衍。我见识过太多的非职业剧团的认真和刻苦，他们为了一场可能没多少观众的演出，都会经常碰在一起说戏，反复排练，似乎他们的工作、生活的主题已经完全被那部戏所占据。但是，在《蒙克斯威尔庄园的谋杀案》的情形呢？在这些享有最好创作条件和演出场所的剧团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让人失望的工作状态。
　　不过，我对《蒙克斯威尔庄园的谋杀案》一剧的吹毛求疵，并不表示这一个话剧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克利斯托弗·赖恩以及带有姨娘腔帕拉维西尼先生的表演都是比较出彩的，表演者杨立民的姨娘腔倒是有些取巧的成分，而建筑设计师克利斯托弗·赖恩的猥琐和滑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尚未读过阿加莎的原作《捕鼠器》，无法比较剧本和表演之间的差异。但是，有阿加莎的剧本作为基础，实际上就使得这部戏成功了一半。演员的表演只达到及格的水准，故事推进时的环环相扣，杀手的不确定，让观众总是不断揣度到底谁是谋杀案的凶手，这样的悬疑感使得话剧具有一定的可看性。而我也注意到不少看过该剧的媒体同行，在写稿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庄园谋杀案惊悚全场”作为标题，表明大家更为看重的地方就是自己是否被这个案子给牵引住了，当然，在剧中每个观众其实都丝毫没有防备地成为了一名探员。
　　这样的情形，其实阿加莎已经预料到了，他曾经这样自信地说道：“《捕鼠器》是一出你可以带任何人去看的戏。它并非真正恐怖，也并非确凿的闹剧，但这些因素，它多少都有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众多怀着不同期待来的人，都能同时得到满足。”
　　但是，我看完后却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没有阿加莎的剧本参与进来，我们看到的这场戏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伪书迷的读书生活

　　某个深夜，失眠，实在无事打发，起来收拾书柜，发觉在这个还没有完全适应的城市里，自己已经有了满柜的书，这多少是值得慰藉的事情，让人终于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些归属于自己的安稳物品。
　　这些书让我度过了很多个不写稿的上午时光，每次看书到饥饿时，我偶尔会走到小区附近的茶餐厅，找个位置吃下午茶，那里恰好有近日的香港报纸可以翻看，这是一个被多少小资所艳羡的慢生活，但是，在这背后却是藏匿有着很多熬夜写稿，甚至囫囵吞枣读书的痛苦。
　　《上海日记》是一夜读完的，《人间》是在火车上读的，还有盛可以的《道德颂》、叶兆言的《后羿》、伊沙的《中国往事》也都是在逼近采访的时刻赶紧读完的。而更为难堪的是读曹乃谦的《黑夜想你没办法》，我是和同屋的袁复生一起读的，一人一半。这样的读书生活，是让人厌恶的，尽管后来我以各种方法弥补这样功利化的阅读，比如当我从重庆回到广州，再仔细地重读这本书，温家窑的人事里会有很多回想的余地，而我在新书发布会上听到曹乃谦的要饭调，更有了丰富语境之下的触动。
　　但是，每周轮转式的工作，总是无法让你以和缓有序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一种外界的力带引着你，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使你将大多数时间耗费在一些伪书和烂书上面。　　　　毕淑敏是一名重要的畅销书作者，但是《女心理师》带给读者的除了一个女心理师的成长，夹杂其中的大量案例实在难以排除充数的嫌疑；还有作为诗人在小说上野心之作《中国往事》，更是以粗糙的文字、缺乏反省的回忆成为一部可有可无的著作，尽管他在日后我的书评中，冠以“知识分子的套用概念”的帽子予以回应。伊沙的急躁其实使其创作受到很大的伤害，即使接受批评之时也丧失掉了应有的肚量。而当我再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呐喊》以及韩东的《西天上》，彼此的差距更是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样作为诗人的韩东，其新作品《西天上》的文字则更为沉静和精练。
　　在小说中，《定西孤儿院纪事》以及《黑夜想你没办法》都是公认的好书，有些作品会让你无从下手去评，或者读完心生胆怯感，杨显惠和曹乃谦都是严肃的写作者，他们保持自己的语言和叙事，并不受到外界格局的影响。
　　即使对自己读书范畴进行自主把控，好书少烂书仍然是以悬殊的比例进入自己的生活，当某个深夜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向我极力推荐一位网络作者的新作《流血的仕途》，并将王小峰对其大加赞誉的博客文章发于我，我关掉电脑，认真翻读那本书时，文字却极其寡淡，以现代口语说历史故事的方式已经成为老套得让人生厌的套路，让人感觉索然无味，赶紧丢开，睡觉去了。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有必要进行系统的阅读，比如输理清楚电影史，比如将书柜当中的夏志清先生的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再次拿出来，边读边做笔记，但是，即使脱离了新书的好坏之疑，到图书馆去静心图书，抽出一本《雕刻时光》重读，而旁边却总会摆上一本上海书店最近出的一本小书。作为国内翻译福克纳的名家李文俊先生的《天凉好个秋》的童年叙事很容易调动自己的儿童记忆，即使朱正琳在三联的旧书《里面的故事》，也能够让自己忍着饥饿一口气看完。　　　
　　但是，当我搭乘地铁回家，看到满屋还未来得及读的成堆新书，我总是感到很沮丧，我到底该窝在家里把陈书读完，还是到图书馆去，享受更为丰富的藏书和更为自由选择的乐趣——谁能像汤姆·拉伯那样，对症给我拿药么？(for 《盛夏书年—新快报年中图书报告》)

他不愿意和“集体”翻脸

　　一个宏大的题目，会让人退却，伊沙毫不讳言自己接受到来自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的《美国往事》的影响，而他也很讨巧，甚至有些偷懒地直接套用来了这个很宏大的名字，但是，这并不表明伊沙企图书写一个民族的编年史，他的眼里只有一个叫索索的孩子。
　　伊沙将这个孩子安排在和自己同一年出生，甚至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是爷爷拖着三轮车把他从医院接到了家。把记忆力看得比想象力重要的伊沙，充分挖掘自己对过往记忆的库存，把他安放在了索索身上，让他经受困难，四岁丧母，奶奶过逝，被一个老妓女抚养。伊沙期望塑造一个有别于王朔大院子弟的优裕生活，更不同于余华笔下社会动荡时期小人物的悲惨际遇，他只是以平实的、底层百姓式的“真实”生活，来重构我们的文革记忆。
　　作为诗人的伊沙，以紧张、匆忙的步调，回避着记忆丧失的危险，在四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三个长篇，这样的速度，对于任何一个小说家而言，都是让人担忧的。他在短时间内吐纳记忆的内容时，如何保持叙述的从容，架构的锤炼，文字的优良，思考的深入？
　　《中国往事》从集体的叙事跳到一个孩子身上，写作者不再热衷于对群像的描绘，而是不断把视线放低，关注到文革时期一个少年的成长，这对于受到集体意识影响，被宏大叙事所迷惑的固有语境，伊沙跳脱出来，回避掉模糊的整体，是一个写作者服从写作规律的智慧应对。
　　但是，伊沙的步调又是不彻底的，他并没有勇气彻底地走出宏大命题的牵制，他对索索的叙事，到最后又跳转到“中国往事”这一集体层面，这显现出一个诗人在追求大师道路中对于族群历史的责任性书写，但是这样的背负，实际上又是受制于自己的野心，使他不能完全地和“集体”翻脸，不能更专注地蹲下来，用心地描绘索索的玩耍、青春期的困惑、小环境的改变。　　
　　当他选择索索作为自己的叙述主题，他实际上和王朔、余华、王小波的创作实现了接应，以他的思考弥补他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当他以主动上升的姿态去阐释自己的故事，却又进入到了叙述的圈套当中，他不满足于停留在“索索的往事”这样的“低”视角，期望攀到一个更高点来放大自己的叙述，但是，他却又忽略掉了一个个体叙述应有的内敛和固有的小状态，最终使其无法进入更为完整、彻底的底层百姓的生活关照中。
　　和余华的《在细语中呼喊》相比，余华的智慧在于他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叙事，而对于叙事之外的发散和意义延展，他并不去在意，我们看到的是孙家三个孩子的不同机遇，村中的木桥，弟弟被水淹没时看到的最后一眼亮光，还有那个总带着药盒，期待父亲生病回来找他的江南少年。显然，伊沙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叙述，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记忆与历史的对应，但是，无论在语言还是小说的框架，伊沙的《中国往事》其实并没有多少超越前者的地方。
　　强调苦难和底层的伊沙，有意区别于王朔式大院荣耀的回忆，但是，他又步入了另外一个套路中，索索是可怜的孤儿，但是他总是不费什么事儿地就成为了孩子王，考试轻易获得双百，并且总能躺到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怀里，即使读到最后，你仍然揣测着他能获得怎样的好运，再加上伊沙对文革固有形象的有意改善和淡化，《中国往事》似乎和一部网络YY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中国往事》 伊沙 远东出版社 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