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与去“腐”之难

　　对于官场厚黑之道的描绘，历来著作颇多，清末有李宝嘉的《官场现行记》，近有王跃文、张平等人的官场小说。但是，对于腐败史的研究，却并多见，《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北京官僚罪恶史》算是其中比较少有之作。
　　该书是沃邱仲子的“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和王群社的“北京官僚罪恶史”两个作品的合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民国十年的时间段作为研究背景，前者偏重于从各部门的机构设施、内部关系以及黑幕，着力阐释部门的“油水”的不均、途径的不同；而后者更注重于事例，内容详实，并有统计数据为证。
　　两部作品虽以史为名，实际上却都跳出时间推进的窠臼，以每个部门作为分析的样本。沃邱仲子在揭示民国十年之黑幕时，完全以官场万事通的方式，对国务院、外交部、内务部、教育部等部分进行逐一揭露，何部利多，利从何来，均予以剖开，冷静分析。
　　对于官场腐败方式，国人都会略知几分。在一个官本位的背景下，要办事，行贿是方式之一。而行贿，必须对官场潜规则有所了解，官场小说的畅销，应是与此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于是，官僚腐败之技也就具有了民间基础，尽管众人对腐败深恶通绝，但是，其实又不排除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参与者。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作者的身份已经不可考，但是，腐败技巧的公开化，实际上使得作者的身份并不那么重要。他可以是一名贿赂者，也可能是一名官员。当然，这本书可以看作民国政府腐败的罪证，也有可能成为贿赂者通行各个部门的实用手册。　　
　　这就是对腐败进行剖析的写作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公众在阅读中的另一种利用，往往很容易将作者的初衷引向他所憎恶的方向。如何回避这一问题，其实又不是一个写作者所能为之的。从腐败政府到清廉政府的过度，也是中国所进行长期探索的。
　　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一个依靠个人关系已经成为规范的社会，要想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和公有部门体系并且更加非人格化的社会，其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而且这种转变既有可能带来良性循环，也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很多学者习惯将中国目前的阶段称之为“过渡时期”，尚且没有跨过去的这一大段时间里，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也就是吴思先生所提出的“法酬”，官员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自己的“法酬”，而其中的利益交换方式，也就是官民之间的潜规则。
　　对于潜规则的打破，并不能依赖于小说家建立在虚构基础的讽刺，而是对腐败进行即时性的揭露，如同《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的作者沃邱仲子，对当前的政府机构腐败过程全部逗抖落出来，事件的当下感以及针对性，使其震慑力量远远高于小说家，并且它的即时揭露，更有利于腐败集团的瓦解。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腐败技术的传播，但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所形成的监督力量，对腐败的再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反击。
　　可以想象，在一个言论宽松的社会，当沃邱仲子成为当前某个报章的专栏作者，他以自己掌握的翔实数据对政府机构进行发难，予以实名批评，我想，《北京官僚罪恶史》的编撰者也不至于发出“此日如是，而将来可知，国焉有望乎”这样的悲观论调。
　　当然，在其中，其实也隐藏着一个悖论，尽管政府进行着反腐，但是政府机构利益关系的盘根错节，彼此联系，本是针对腐败官僚的监督力量，管理者其实也会心存顾虑，如果让民众享受公开批评和举报的自由（当然成本控制也很重要），最后的矛头会不会逐渐推到自己的头上？我想这应是反腐的难点之一，大抵也是沃邱仲子采用笔名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独立”之中有陷阱

　　相较于展览而言，我对大声展影像单元的兴趣更大。
　　如果说电影院是完全消遣式的观影，大声展上展映的影像作品，应当是与之迥异的，它是严肃的，沉闷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尽管影像表面的吸引力使得不少观众走进剧场。但是，习惯了消遣式观影的人，离开还是留下，基本上会在十分钟内作出选择。
　　影像单元的十三部影片，无意发挥放松生活的功能——低成本的制作，会让你看到和《变形金刚》相反的另一极：粗糙、演员稚嫩、主题晦涩。它们甚至也随之会遭遇到和的大片完全相异的待遇——无法上院线，观众很难有耐心看下去，甚至对这样的影片，他们都没有关注的兴趣。　　大片霸主地位和垄断格局，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形成，西式大片和中式大片对于院线的占领，对观众观赏习惯的培养，构成了中国电影新生代导演的生存背景。这样的情况，已经远远比贾樟柯、王小帅在九十年代（上世纪）面临的局面更为严峻和残酷。当下的电影人要生存，只有在罅隙当中寻找成长空间。
　　环境的恶劣越趋明显，自然会使得反霸权的抗争不断被人提及，也正是因为抗争的不断被强化，国内电影人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以“独立影像”来区别于“商业大片”，以此保持界限。近期在南京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就是以旗帜鲜明的主张来推广小片，而“独立性”也正是他们不断强调的。
　　除了作品本身在制作上和商业大片的迥然有别，在拍摄主题的选择和导演立场方面，“独立导演”其实也非常明显地和大片出现了分野。当大片导演竞相拍摄飞天遁地的场景时，他们的镜头对准的是我们当下生活当中的最底层的农民、进城少年、自杀青年以及社区老者，而这些人是被镜头、被我们的眼睛所忽略的一群人，而“独立导演”弥补了院线电影的不足。
　　不过，如果说有一部分导演是出于题材的主动寻找，那么，也会有一些导演其实就是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没有机会拍摄大片，当成本必须控制在几十万的情况下，他们毫无他路可选，只能用非职业演员，只能选择小众题材。
　　但是，选择了小众题材，是否就意味着实现了独立呢？肯定不应当是这样，一部影片思考的独立性，不应该只是一种标签式的修饰。
　　我们可以通过两部影片的对比进行分析。在大声展的电影展映中，香港导演和内地导演显现出对影片不同的把握。《别了，60》是香港演艺学院凌宇瀚的毕业作品，它讲述的是年满60岁的阿婆和滑板男童的故事。阿婆的女儿在美国，阿婆自己一人独守一屋，孤寂可怜，男童教会了她玩滑板，让她找到了丢失好久的快乐。片子调度巧妙，故事流畅，放映中还不时会有笑声出现。但是，同样是20分钟的短片，《西海村》则异常沉闷，中途不断有人退场，它讲的是一名青年在自杀前的时光，摄像机跟随着他在村中移动，直到他步入大海，消失在镜头中。
　　两部片子使用的是不同的形式，前者是叙述，后者是纪实。而在观众的反馈中，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涉及到导演和观众的距离控制问题，或者说独立影像有没有可能让观众更容易接纳。在《西海村》中，是什么导致一名女子对男青年的自杀视而不见，导演将联想空间交给我们时，他实际上是就是在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进行主观的、隐晦的表达。当观众找不到理解的通道，影片本身的阐释性实际是虚假的，故事的架构也会有问题。
　　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写道：“一件作品要真正忠实于人生，必须精确描述事情的同时又忠实传达了感情。”可见，作为诗人导演的塔可夫斯基，他也从来不放弃对事情的精准描述。但是，在《西海村》当中，除了叙述的不清晰，我们也看不出有多少独立思考的命题。当不能在思想力这一向度上有更多拓展时，导演为什么不尝试以容易进入的故事抓住观众，以此引发观众的注意而实现该片的价值呢？
　　分析《西海村》，可以看出大多内地导演更有向大师致敬的欲望，不屑于叙事（也许是不擅长）。对于《西海村》的形式，我们可以持保留意见，但是，在小成本制作的情况下，导演是否存在因为技术的问题绕过必要的叙事，或者因为条件限制导致表达的不充分，我想会有可能。如果当一个不成熟的作品，因为对体制的不合作和制作的低成本，而获得独立的标签，那么这无疑是对“独立”这精神荣誉的滥用。
　　在任何一个领域，“独立”都是相当美好的、具有很强鼓惑性的词语，但是，如何才能保持其独立性？实际上却又并不那么容易。影评人张亚璇在看完大声展后，也提到这一问题：“对于尚未进入这套（独立精神）系统里的，也许已经在使用类似的话语了——以独立之名，所做不过是仿制；而它的有效，在于仿得越像，就收编得就越快。”
　　如何褪除复制性的、形式上的独立，真正的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投资方的限制，并进行自主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导演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题目。谁能够得以解答，谁才能有资格摘取“独立”的赞誉，而不是随意“授奖”，让观众和制作人沉迷在虚假的“独立”之中。我想，这是任何一个用惯了“独立”的电影人，必须意识到和保持警惕的地方。

大学四年醉酒史

　　我经常有回武汉的念头，在广州，会有身处异地之感，无事时，想找三五兄弟大快朵颐，都是一件为难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思乡念头，却逐渐显得虚假起来，留守的人，都陆续离开那座有着很多记忆的城市。再回去，众人围坐，手抓油焖大虾，开上几瓶金龙泉的机会，也就难以重现。
　　毕业越久，离民院路也就越远，南湖边的景象，也就逐渐变得陌生而新鲜。两年的时间一点不长，但是，回去的时候，找到一个认识的人，却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
　　大学四年，喝酒其实是自然、随性的，但是，我的心头却总是有遗憾的地方。大四毕业前夕，当寝室兄弟都尽情享受毕业时光时，我却提早过上上班族的日子，4月份开始，我在《湖北教育》杂志社里就度过了两个月缓慢、沉闷的编辑部生活，然后，又跑到位于武汉广场的COMA，做起了广告文案。工作的变动和适应过程，使大四并不如他人那样有意思和好玩，当兄弟们晚上搬一箱啤酒到湖边草地上痛饮时，我可能窝在办公室里为想一句广告词而伤透脑筋。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这样选择的无趣。
　　毕业那半年，为找工作，我折腾了好几个地方，和同学吃饭、喝酒的机会也只是曲指可数。最后一次，应该是在南湖边上一个酒家，是229寝室的散伙饭，生伟似乎喝得很伤感，他要回福建，不知何时能再到武汉。而坤仔通过半年的酒精历练，已是喝酒好手，当时到底有几人，已经记忆模糊。
　　当天晚上，也是我离校的日子，车过来，我中途离场，将行李装上车，就回了汉口。当时我对各种名义的散伙饭已经麻木，除了周末，平时因为第二天要上班的缘故，总是未能尽兴。如果那顿饭有机会能继续，我想我绝对不会去搭理什么工作，好好地和兄弟们喝最后一顿酒。
　　不过，也有尽兴的时候。6月，新闻系在艳阳天也吃过一次集体散伙饭，当时我就醉了。当晚，没人去数有多少桌，反正场面很大，大家轮流在各张桌子间敬酒、拥抱，碰人就喝，一喝就干，大概在当晚喝醉的人当中，没有人能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多少杯。
　　记得当时，高卫华和戴益民两位老师到场，高卫华到底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但是戴益民的话，我不会忘记。他说，“我知道我的课讲得不好，耽误了大家，在此我说声对不起”。说完，大家掌声雷动。
　　能够在这样的场所，说心里话，说实话，比任何冠冕堂皇的语言更能打动人，更让人记忆深刻。当时我和戴益民也喝过一杯，他很严肃、很语重心长地说：“没想到你就是朝北，经常看你的文章，以后多努力”。我感到诧异，当时是我最沉迷于BBS的日子，用的ID就是“朝北”，似乎也批评过很多老师。
　　当晚的散伙饭，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吃完的，我只记得被几个同学推进了出租车。随着车的颠簸，肠胃非常难受，当时就吐了，吐到车上没有，就不知道了。下车后，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到住处，当时女朋友为找我，打了无数的电话。酒醒后，在去公司的路上，我回想起来，当晚下出租后，似乎在路边躺了很久，有人围观，四级证、学位证也丢在了路边，幸运的是有人捡到后，送到了居委会。
　　这应当是我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我喜欢喝酒，但是似乎非常容易就醉了。还有一次经历，一直被寝室几位兄弟拿出来笑话我。当时还读大二，我和钟良联合在一起过生日，在座的女生只有李冠男，还是李少白通过私人关系，找来撑场面的（当时总觉得一群男人喝酒太没劲）。李冠男是内蒙的，酒量完全在我们几人之上，当晚也是少白大学四年喝酒放得最开、最不扭捏的一次，我似乎喝了三四瓶就醉了，还和临桌发生言语冲突。
　　后来回到寝室，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第二天，我才发现自己的膝盖、手臂弯都有轻微磨伤，少白说，半夜听到咚的一声，似乎是我从床上摔了下来，但是又不确定。而我身上的伤口，证明了这点。我醒来以后，大脑实际上没有任何记忆，像是一场梦。
　　在大学里，我还从家里拿过好几瓶红酒到学校，都是寝室中四人就着卤香干、花生米喝完的。平时在外面，一般喝的是两块钱一瓶的金龙泉或行吟阁，或者十二块的枝江大曲。而吃饭的地方，大多是在二食堂二楼，或者东二门，大三时东二门的店面都拆掉后，就转战政法学院那边的北苑。
　　喝酒的人，也并非仅限寝室兄弟，当时和李丹、中南偏北、吴娟、阿锡也喝过好几次。大三时我去凤凰，带回一壶五十多度的酒，就是李丹、吴娟、阿锡和我四人在二食堂二楼瓜分掉的。至于中南偏北，虽然传说他总是拿瓶酒在学校晃荡，但是，他实际上也是很容易就醉的，当时文学院报在桃李酒家送2000级师兄师姐，他没喝几杯，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醉酒是难受的，微晕才是最佳状态。记得02年的圣诞，钟良、周耀海、吴吹和我四人就喝掉了两瓶枝江。那次是在东二门的随意饭馆，吃的是十几块钱的锅仔，我们四人喝酒，每次必定平均分配，最后每人喝掉了半斤。大学期间，平安夜的晚上，四个男人呆在一起，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那次酒喝得却很尽兴，从随意出来后，外面飘起了雪花，当晚是周耀海扶我回去的，尽管他走路也有点东倒西歪。
　　大学四年，其实获得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大学生活的自由、闲逸、散漫、郁闷，还有酒精，却是往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给予的。
　　即使日后旧时兄弟见面，我想，也难有意气风发地纵论媒体，对当时正在狱中的程益中表示敬意，兴起时吟颂江艺平的新年贺词，或者只是坐在那看美女的兴致也不一定有，现在房价的话题、工作的问题，正不断吞噬旧时的话语纯度，即使醉酒了，也无法回到南湖边上，放声大喊，或者说，痛痛快快喝醉一次的机会，也都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