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感

　　1
　　给《新快报》写最后一篇稿时，竟然把自己给写病了，那是霏霏给我任务——一个人写完娱乐盘点。
　　当时我带着稿债，去了三亚度假。任务在身，再加拉肚子，完全没有玩的兴致。从三亚回来没几天，准确来说，是1月3号，我就正式到南都报到了。
　　我想我会一直记住到南都的第一天。
　　当时和副刊部同事一起去小肥羊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的话题让我惊讶，闲聊中都是引经据典，我完全搭不上话。H和N谈论的是新书的写作进度，Y老师早已是有名的专栏作家，W老师的学识更是让我佩服，D的书我更是早已读过。当时，我的开眼界和惶恐不安，应该和新到的实习生差不多。
　　这样的惶恐，持续了不短的时间。
　　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学识上，他们都可以做我的老师。有时，我干脆就把午餐时间当成我的学习时间——W的午餐讲座，让我非常受用。我还曾动念把每天饭桌所谈记录下来，但因懒惰，搁置没做。
　　当时的午餐花费不少。我在新快报的积蓄，很快就用光了，所幸，二个月后，我在弹尽粮绝时转正了。

　　2
　　南都一直是我就读新闻学院以来，最大的一个职业梦想。
　　像很多人报考新闻学院的原因一样，我也是受了南周的影响，它让我知道了记者这个职业的担当和光荣。
　　毕业后，我到广州的第一站，实际上就是长平的办公室。当时，我壮着胆向正在筹办《南都周刊》的长平自荐，我也知道所揣的履历表并不能让我获得那份工作，但还是决定去试试，有点赌博的样子。当时的情景，现在想来还是有些尴尬。
　　后来，我去了现代传播、新快报。
　　当我获得机会进入南都，这让我兴奋了一段时间，同时，我也为工作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我为了写“文化中国”，到处查资料，做大量采访，熬夜写稿，临近截稿时间的抓狂，现在都还让人后怕；有时，当我看到见报稿后的不足，用现在小资间流行的一个词，那就是“纠结”。不过，当我写完一篇好稿时，W老师给我的一条表扬短信，会让我乐呵一阵，所有的劳累，烟消云散。
　　在2008年里，没有什么快乐，可以超过我写出一篇好稿的快乐。就像我总结的，我的生活几乎没了，都是工作——可以说，这并不是太好的状态。

　　3
　　在这一年中，我去了石家庄，马鞍山，南京，西安，成都，厦门，兰州，长沙，郑州，上海，其中，厦门为休假。每次出行，都有很多故事可说。
　　在石家庄，客气的陈超老师执意带我去逛逛他所执教的大学，临行前，他更是早早地赶到酒店，说要同我吃个早餐，给我送行。
　　在马鞍山，我和杨键的谈话都在上午进行，聊完后，我们就去酒店旁的饭馆吃素菜，喝啤酒。
　　在南京，诡异的张献民，让我很窝火。开朗、八卦的黄荭，是最像朋友的被采访者。
　　在西安，我作为政府安排的采访团成员，游历了西安的几个景点。这是最不像采访的采访，我在中间溜到了荒凉的西影厂转了一圈。
　　在成都，成都晚报的徐力带我去喝了猪蹄汤，藏小满带我去吃了串串香，成都的小吃果然名不输传。
　　在兰州，采访完《读者》的创办人胡亚权先生，他带我去游兰州市郊。我们靠在躺椅上，晒太阳，喝盖碗茶。
　　在长沙，和钟叔河先生在客厅中聊天。钟老的书桌摆在客厅，书桌很大，像是一张阔绰的老板桌。聊天过程中，保姆在房间里哼着歌，歌声在客厅也能听得分明。
　　在郑州，和沈昌文吃饭，采访。老先生告诉我，他最近在研究性史。后来在广州，又见到先生和他的女儿。
　　在上海，去花园酒店采访侯翰如，两杯咖啡竟要一百六。那是我喝得最贵的咖啡了。
　　在厦门，鼓浪屿上闲逛，傍晚在天台上吃自己做的菜，喝点啤酒。布早早同学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海景更是绝佳。

　　4
　　最近，小古在做烂书榜，让我列名单，读书太少，算是难为我了。
　　2008年，我读的书实在太少，看的碟也不多。即使读过的一些书，也都是为了完成某个采访，囫囵吞枣而已，获取的营养太少。希望2009年里，我能够从职业的焦躁中解脱出来，沉静下来读点书。